联大的掌声,与被消音的8800万人

在每年 9 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,各国领导人轮番走上讲台。伊朗总统马苏德·佩泽希齐扬在联大讲台上发表讲话后,国际舆论场迅速出现了某种热烈的反响:他在演讲中展现的相对温和务实的姿态、呼吁恢复核谈判、以及对外部制裁和中东地缘冲突的抨击,赢得了不少海外观察者与反霸权议题爱好者的喝彩。

然而,在聚光灯照射不到的另一端,拥有 8800 万人口的伊朗本土社会,对这场在大洋彼岸演说所呈现的态度,却充斥着隔阂、冷漠与深重的疲惫。

这种强烈的“舆论温差”,触及了国际政治与威权治理中一个深层且残酷的制度性矛盾:国际法理上的“主权代表权”,与国内民众的“真实意志”之间,往往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沟。

当一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在本土缺乏制度化的发声渠道、在国际舞台上却被政权全权代表时,“被代表”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无从逃避的制度性悲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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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体系的“主权代表”机制:谁有权站在麦克风前?

要理解这种割裂,首先需要回到国际政治的基本运行规则。

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奠定现代国际秩序以来,联合国等国际多边舞台的基石始终是“主权国家”。在这一架构下,国际交往与外交席位以一国的现任有效政权为法理主体:

  • 不论一国内部的权力结构是否具备广泛的民主授权,只要其现任政府维持着事实上的领土控制,它便拥有在国际讲台上的唯一代表权;
  • 这种机制的初衷是现实主义的:它为了维系国家间外交对话的连续性,确保无论政体差异如何,国家之间仍有对话与危机斡旋的公认渠道;
  • 但其制度性代价同样显著:在国际讲台上握有麦克风的,永远是统治阶层与国家官僚系统,而不是这个国家内部多元、具体且充满痛感的普通民众。

主权国家代表权与人民真实意志的断层结构

在这一机制下,国家被抽象成了一个单一意志的政治实体。无论国内有多少青年渴望融入现代世界,有多少女性在争取基本的着装自主,有多少工薪阶层在恶性通胀中艰难维生,在联大讲台的计票器与演播厅里,所有这些异质的声音都被官方代表的单向宣讲所“打包代替”。


伊朗国内的权力滤网与真实发声困境

如果说主权代表机制是国际舞台上的外在框架,那么伊朗内部特殊的权力结构,则将这种“被代表”的窒息感推向了极致。

许多外部观察者容易误将伊朗的“总统”视作该国的最高国家意志体现,但实际上,伊朗的政治体系有着严密的双层滤网:

1. 神权与非民选机构的终极决策权

在现行政体下,国家的核心实权(包括武装力量、司法系统、国家广播电视以及外交军政大方向)全部集中于最高领袖及宪法监护委员会手中。

总统虽然由形式上的普选产生,但所有参选人的政治与宗教资格必须经过由 12 名保守神职人员和法学家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严格审查。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派、世俗主义者或根本异见人士,早在选票印制之前就已被系统性剔除。佩泽希齐扬能够在特别大选中获胜,是在最高领袖划定的安全边界内进行有限技术官僚微调的结果,绝不代表体制愿意向公众开放根本发声轨道。

2. 公共表达空间的严厉物理压缩

当体制内的选举渠道无法承载根本变革诉求时,普通人的自发表达往往只能诉诸街头。然而,从 2019 年因汽油涨价引发的民生示威,到 2022 年由玛莎·阿米尼(Mahsa Amini)之死引爆的全国性“女性、生命、自由”(Zan, Zendegi, Azadi)运动,公众走上街头的代价是面临强力机构的系统性镇压。

街头表达的通道被高压堵死,市民社会的组织力量被瓦解,普通人不仅在体制内没有代表,甚至在公共空间中连举起标语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。

3. 信息高墙与“局域网”黑箱

为了阻止民众向外部世界传递真实呼声,伊朗官方构建了常态化的审查与管控机制:

  • 常规性屏蔽 Instagram、WhatsApp、X 等主流社交与通讯平台;
  • 在关键抗议节点,多次启动国家级全网切断(N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,即所谓的“清真互联网”),将整个国家与全球互联网物理隔离;
  • 严苛监控翻墙工具(VPN)的使用,使得普通民众向外界传递一份真实经历的成本高昂、风险巨大。

当发声的成本上升为牢狱之灾、通信被物理切断时,外部世界所能接收到的“伊朗声音”,自然只剩下了来自国家宣传机器与官方外交官的合规通稿。


舆论温差:局外人的符号投射 vs 局内人的真实窒息

正因如此,当官方代表在联大讲台上大谈国际和平、反霸权斗争与外交对等时,网络舆论场便出现了极其荒诞的温差现象。

“联大掌声”背后的双重视角温差对照

局外人的符号化投射

在海外互联网与社交平台上,许多人为伊朗代表的发言喝彩,其心理机制本质上是一种“距离产生的政治审美与符号投射”:

  • 许多海外受众并不真正关心伊朗普通人的柴米油盐,他们只是在国际地缘博弈的棋盘上,寻找一个符合自身反霸权偏好或反西方秩序情绪的“抗争符号”;
  • 另一些温和派观察者,则将其务实的发言剪辑为“局势缓和”与“理性重返谈判桌”的证据,把政客在外交孤立下的避险修辞,浪漫化为具有突破意义的和平姿态。

这种喝彩是廉价的。因为局外人无需承担这些宏大口号落地时的具体代价,他们消费的是联大演讲视频切片带来的情绪价值。

局内人的切身生存困境

但对于生活在德黑兰、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普通伊朗人而言,这种掌声不仅刺耳,甚至让人感到虚无:

  • 恶性通胀与生计重压:多年严厉制裁与内部资源错配之下,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持续暴跌,国内食品、药品价格飞涨,青年高学历人口失业率居高不下;
  • 日常自由的持续被剥夺:道德警察在街头巡查、社会风纪法案对女性着装的持续施压,构成了每一个人每天醒来必须面对的窒息感;
  • 外交辞令换不来面包:联大讲台上的金句再漂亮,也无法逆转国内货币的贬值,更无法换来哪怕一条被解封的网线或一次免于恐惧的游行权利。

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,官方代表在国际舞台上的每一次风光亮相,都像是在用他们被剥夺的声音作为筹码,去换取统治阶层在地缘博弈中的喘息空间。


清醒的认知:不要把政权的独角戏,当成人民的合唱

关注一个国家的命运,不能只看其统治精英在国际聚光灯下的高谈阔论,更要俯下身去,看一看那些没有麦克风、被消音的大多数。

在威权治理的语境下,“主权”与“人民”往往不是同义词,甚至常常处于结构性的对立之中。主权被垄断者包装成对外的盾牌,用来阻挡外界对内部人权与自由的关切;而内部的人民,却在主权的神圣光环下,被剥夺了为自己定义生活的权力。

这种“在国际舞台上被强行全权代表,在本土日常中又被剥夺发声渠道”的双重困境,并非伊朗一国独有,而是许多类似政治体制下普通人的共同宿命。

当我们看到国际舞台上的政要激昂陈词并引来满堂彩时,保持认知清醒的第一步就是:将舞台上的“主权代理人”与舞台下的“具体人群”彻底解绑。

不要把聚光灯下的政权独角戏,误当成由千千万万人谱写的真实合唱。真正的历史温度与人性尊严,永远不在那些精心排练的外交辞令里,而在那些即便网线被切断、即便声音被吞没,依然在为有尊严的生活而苦苦坚持的普通人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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